4月22号上午，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教授做客山东大学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系列讲座，在知新楼三楼报告厅为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东亚区域史研究的课题和方法——从朝贡到海关”的精彩报告。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马光副研究员主持，校内外百余名师生参加此次活动。

滨下先生以其长期关注的“朝贡”和“海关”这两个关键词，对东亚区域史研究的课题与方法进行了回顾和展望。滨下先生指出，以往中外学者，在研究亚洲近代史的时候，通常有意无意地采取西方中心观的立场。这其实是一种忽视历史事实的做法。对于中国和亚洲近现代史的研究，费正清（John Fairbank）等西方学者的“冲击——回应”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亚洲的历史发展过程。“西洋的近代”并不符合东亚自身近代化的特征，故需要在研究中做出方向性的改变，超越由“西方”看“东方”的单一模式，从东亚区域的内部出发理解其近代化进程，建立从东亚看“西方”、看世界的新视角。

滨下先生十分关注近代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制转换的历史过程。他通过研究近世以来东亚及东南亚商人通过朝贡进行贸易的问题，探讨大规模的东亚经济圈形成、发展及变化，进而提出和发掘亚洲发展的内在机制——“亚洲经济圈”理论。滨下先生指出，朝鲜、琉球的贸易方式带有极为明显的朝贡贸易色彩，而琉球又拥有长达440多年的朝贡贸易方面的丰富资料——《历代宝案》，这些都为朝贡贸易问题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在谈及目前的海关史研究现状时，滨下先生指出，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各通商口岸建立外贸管理的新机构——外国人管理的洋关（新关）。新关在课税纳税这个主要功能之外，还承担了新式教育、海事、邮政等职责，成为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因此，海关资料也无比丰富，至少包括统计、特种、杂项、关务、官署、总署、邮政等多种系列。海关的社会经济资料中的城市报告能够反映出该地方的发展，医疗报告能够显示出一个城市的医疗水平，电信、邮政对于了解地方的市场非常重要，而万国博览会能够反映出地方的特色。

滨下先生还对海关洋员问题进行了考察。20世纪初，海关各部门在职洋员人数约1500人，50年累计洋员人数近万人。职业涉及估税、会计、文秘、水文测量、工程建筑、设备营造、灯塔值事和邮件递送等多个领域，吸引了一大批来自欧美各国的技术性强、有语言能力的人才。实际上，中国近代海关的工作是一个综合性的大事业。一直以来，海关洋员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赫德等总税务司为主的最高级官员。然而，从人数来看，洋员绝大部分是地方海关每天在现场从事关务的中级和下级关员们。他指出，最近的海关史研究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史取向，更加关注洋员跨文化的个人际遇，关注洋员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成就，这对于我们更加全面了解近代海关史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现场交流环节中，几位老师和学生就山西票号、朝贡贸易和东亚海洋网络等提出了若干问题，滨下先生对之一一做出耐心解答。最后，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嘉宾介绍】

    滨下武志（はました たけし| Takeshi Hamashita，1943－），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汉学家，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教授，现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著述宏富，中译本主要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等，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盛誉。因其卓越学术成就，2017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