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情绪这样的问题，长期以来主要为哲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所关注，近年来，在史学研究领域也出现基于情感史为考察对象的新兴视角，并产生了一些颇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成果。就情感史的研究趋势和学术热点等问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孙一萍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介绍一下，情感史作为当代史学一个新兴研究视角，是学界基于怎样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思考？或者说情感史为何会成为史学研究的问题？情感史概念一经提出，似乎在学界就饱尝争议，有学者认为其动摇了历史学的科学性，或认为情感情绪因其个体的差异性和非理性，而不应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对于情感史所面临的争议，您如何看？

孙一萍：应该说，史学研究中一直或多或少地涉及情感因素。学界公认的严格意义的情感研究先驱，最早可追溯至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在1919年出版的《中世纪的秋天》（又译《中世纪的衰落》）中，赫氏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中世纪的情感生活，人们好勇斗狠、爱憎分明、动辄大声嚷嚷，并指出这种情感生活在性质上就像儿童一样，中世纪的人们并不像现代人一样控制自己的情感表达。在赫氏情感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第一种是年鉴学派的心态史，以费弗尔为代表。费弗尔认为，赫氏把中世纪人们的情感状态定性为儿童并无不妥，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应进一步指出情感在本质上具有原始性，即情感始终充满暴戾之气，变幻无常且肆无忌惮，这一特征使情感极易成为可怕的政治工具。然而，在某些时期，人们却能够比较好地控制情感，较为理性，历史学家应研究这些历史时期的情感状况。1941年，费弗尔在《年鉴杂志》上发表《感性与历史：如何重构以往的情感生活》，这也是学界首次明确倡导情感史研究。费弗尔的提议无疑受到当时德国纳粹活动的影响，他痛感政治本身并非是理性的，情感在政治生活中无处不在。由于受到长时段、结构等理论的限制，年鉴学派很快把情感融入更大范围的心态史。年鉴学派的主要观点是，身心的不安全感产生了一种情感创伤，并形成稳定的心态结构，从而限制历史行为者的思想与行为。这样，极具能动性的情感在年鉴学派那里被某种程度上固化下来，成为历史行为主体自身无法打破的心态结构。

第二种研究路径由埃里亚斯的《文明的进程》所开启。该书出版于1939年，那时作者为躲避纳粹迫害而居住在英国。埃里亚斯认为，中世纪那些好勇斗狠、喜怒无常的人主要是骑士与上层，但他们在宫廷里却要守规矩得多。正是在现代国家的君主制宫廷里，新的强制性的行为与情感表达方式迅速普及。国家垄断着税收与军队，并主导着整个社会的复杂制度。要想融入这个无所不包的结构，人们就不得不使自己的行为与情感表达方式与他人相协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协作与管理的规范化也要求个人对自己的情感表达进行自我约束。因此，在一套完整的礼仪规范之中，人们感受到的其实是越来越多的情感压抑。埃里亚斯的文明进程研究，使情感表达方式成为切割前现代与现代的一个重要表征，即现代性的出现伴生着情感压抑过程。这一研究路径某种程度上构筑了情感史的“宏大叙事”，即整个一部西方历史是情感压抑不断加强的历史。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马克斯·韦伯、弗洛伊德及至福柯，他们有关情感的看法都属于这一路数。

无论是年鉴学派的心态史还是埃里亚斯的文明进程研究，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面临巨大挑战，因为这一时期在其他学科发生了重要的“情感革命”。一是认知心理学的“情感革命”。技术的发展为心理学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实验室证据，证实情感实际上是通过超量学习获得的习惯，即情感是一个认知过程。随着大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实验心理学取得更加直接的实验数据来反对把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的观点，因为无论如何精细地分割，大脑的每个部分都同时包含情感与思想。这就是说，实验心理学无法以科学方法证实情感与理性是由大脑的不同模块所控制的。神经科学提供的这一证据，对历史学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它打破了情感与理性的对立，以往被视为变化不定、难以捕捉的情感，其实有着清晰可循的理性脉络。二是文化人类学的“情感革命”。这一学科首先把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例如人类学家对性别认同问题的研究表明，性别概念与情感变化息息相关。但文化人类学很快走向“建构主义”研究方法，把情感视为不同语言、文化、社会的建构物。

然而，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人类学的研究都招致历史学家的批评，认为两者都无法解释情感的历史变化。情感史家批判地借鉴了两个学科的研究成果，指出人的情感并不仅仅是各种社会文化的建构物，从而赋予人的情感以能动性的内容，但同时否认情感完全源自人的生理机体，情感并非是基因编程的结果。反之，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每个社会的情感表达方式都各不相同。这样，情感史研究打破了以往把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的观点，从而成功地把情感纳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著名史家威廉·雷迪曾不无得意地说，把情感视为一种认知过程，而且这种情感具有普遍意义，这样一种概念赋予情感的变化以历史意义，历史成为“人类努力认清我们的情感构成以及实现那些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的一种记载”。

情感史自产生以来一直颇受争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上人们一直把理性与情感对立起来，认为变化不定的情感不能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二是现代社会学科划分过细造成的，人们对于上述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知之甚少。历史学一直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真实性，违背这一点即成“硬伤”。相对于以史实为内核而产生的文字、遗迹及声像等“硬”（hard）史料，对情感能否作为史学研究对象的质疑之声从未间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表达的情感未必是他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而历史学家如何能够区分二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情感的真伪问题。对此，情感史家反问道：即便一个人坐在我们对面，我们又能对他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了解多少呢？历史学家不是通晓读心术的巫师，他们展开情感史研究的要诀首先在于区分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是两码事。情感表达是一种交流方式，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表达自己的情感，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表达的情感与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并不吻合。但无论真伪与否，人们总会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社会准则表达自己的情感。情感史不但没有回避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之间的不一致，反而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情感史就是要研究历史行为主体为什么言不由衷？情感史并不是单纯地研究某个孤立的个人的内心情感体验，它更多地是研究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张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研究情感表达的众多方式是我们了解情感的唯一入口”，借此解读特定社会的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分析社会鼓励或压抑哪些情感，个人或团体在生活中感受到多大程度的情感自由(emotional liberty)，以及人们为了躲避情感痛苦(emotional suffering)而形成了何种类型的情感避难所(emotional refuge），而这种情况又如何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变。因此，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张力，非但不是否定情感史的理由，反而为其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网：尽管同样是对情感问题的研究，史学的研究必然不同于哲学、文学等对情感的研究。那么情感史研究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和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对研究者来说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孙一萍：情感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突破单纯的政治史，开始“自下而上”地看待历史的必然结果之一。情感史与当下倍受关注的身体史、性史、儿童史、家庭史、医疗史、女性史、移民史等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交集。情感史的创新之处，在于借助情感这一独特视角使学界得以勾勒全新的历史图景并打破以往的学术成见。相对于哲学、文学等情感研究，情感史更加注重分析某种情感表达模式得以形成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在解释情感变化的因果关系时更加侧重原因而非结果。情感史研究体现了历史的多面性、复杂性、细节性甚至趣味性，更主要的是，增加了历史的可理解性。

情感史研究方法基于自身特点而对研究者提出新的要求。一是具有跨学科视野。研究者需要不断追踪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二是形成独特的情感观照。首先是打破情感与理性的分界，其次是熟悉情感史的众多研究流派并得其精髓，以期守成创新。三是情感史研究须奠基于对大量史料的爬梳整理，在此基础上以特有的敏感发现导致情感表达模式转变的各种“迹象”，并善于搭建合理的解释框架，避免非历史地套用某些固化的情感公式。

中国社会科学网：据您了解，近年来情感史研究形成了哪些热点？存在哪些瓶颈和局限性？情感史被运用于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中，有怎样的研究价值？您未来有哪些相关研究计划？

孙一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情感史研究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是现代早期以爱为基础的情感家庭的形成；二是以美国南部与欧洲地中海文化为研究范围，分析以荣誉为基础的社会中的情感表达模式。进入新世纪以后，情感史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围绕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学术讨论，实可谓蔚为大观。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第一种是皮特·斯特恩斯的“情感学”（emotionology）研究，主要着眼于社会对人的情感表达的规范作用。第二种是威廉·雷迪的“情感表达”（emotives）理论，主要考察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权力控制（克制）是权力运作的真正场所”。第三种是芭芭拉·罗林宛恩的“情感团体”（emotional community）理论，关注团体如何形成一致的情感认同，并特别强调某些具有特定情感表达模式的边缘人群如何发展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情感团体。

新世纪以来的研究热点也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是研究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的情感起源；二是情感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具体说来，第一种是研究战争与革命等重要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以及某些概念的情感起源，如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及美国革命的情感起源、冷战的情感起源、以情感为切入重新解读启蒙的进步与理性观念、对中世纪情感团体的研究并以此反观前现代与现代社会的分野、经济自由概念的提出与情感表达模式变化的关系、集体性情感创伤研究等。第二种是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某种具体情感，如浪漫爱情、生气、恐惧、耻辱等情感的历史。

在史料方面，根据具体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不同，所使用的史料各有侧重。比如，斯特恩斯的情感学研究，为了明确个体在什么样的情感语境下体验与表达情感，侧重情感指南、劝诫及情感规则类书籍等史料。罗森宛恩的“情感团体”研究则采用“语言学转向”方法，侧重对文本的“深描”，并与同一时期的经典名篇相对照，以确定特定团体的情感状态，特别是探索某些情感团体如何从边缘地位走向权力结构的中心。威廉·雷迪的“情感表达”研究，主要使用书信、日记、传记等史料，他有时也把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直接作为史料使用。伊彦·普兰普尔则使用医疗记录及心理分析史料，并关注某些情感词汇消失的情况，以此揭示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无论使用哪种类型的史料，情感史研究都以大量史料分析为基础。比如，威廉·雷迪在《看不见的法典》一书中就使用了大量史料，包括131例夫妻分居案例、法国内务部的人事档案资料以及与170位记者有关的回忆录、传记类词条与文章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情感表达不一定使用情感词汇，人的一言一行都表达了某种情感，因此传统意义上所使用的一切史料，都能够成为情感史研究的史料来源。

纵观欧美学界的情感史研究，目前出现流派过多、理论纷杂的情况，好处是各家各派可以相互借鉴，但由此带来的不便是存在某些派别相互排斥的现象，这也增加了学界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的难度，也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不少困扰。另外，情感史更需要研究者克制自身的情感，并适当地“留白”，以免把史学研究搞成缺乏节制的推理与想象。

中国学界对情感史的关注始于2015年在济南举办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本次会议的四大主题之一是“历史中的情感”。会后，北京大学王晴佳等学者开始撰文并举办情感史讲座。总体看来，国内的情感史研究主要关注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欧美学界主要流派的介绍与经典名著的翻译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展开。由于国内情感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所关注的是战争史、灾难史等宏观问题，这也基本符合情感史的发展规律。待基本研究框架搭建成功之后，研究者的视野将逐渐由大入小，情感史的微观研究指日可待。现有情感史研究，使学界得以从全新的角度探讨现代性问题，学者们对“语言学转向”的讨论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反思后现代史学。如果说目前仍未能形成明确的“情感转向”，但至少情感史已经是一种新的研究趋势。情感史体现了史学研究向人性的深刻回归，历史行为主体本就复杂多变，每个人具有的情感属性恰恰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情感史研究不但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真，还能增加历史解释的合理性。

我本人对情感史的兴趣始于威廉·雷迪的《情感研究指南：情感史框架》一书，但对于威廉·雷迪试图调和普世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学术抱负却没有那么乐观。威廉·雷迪虽然提出了“情感表达”这一解释框架，但他本人对法国大革命情感起源的研究却饱受争议。学界的最大质疑，是雷氏把现代早期以来法国的情感表达模式划分为三个时期：绝对君主制时期、情感主义时期与浪漫主义时期，其研究主要围绕这三个时期情感因素的政治作用展开，并特别强调了法国大革命情感的政治作用。这一研究饱受学界诟病的原因，一是分期欠严谨，再是史料不够扎实。这使我意识到，情感史在追求创新的同时必须固守传统史学的根基，研究须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唯此方能深刻挖掘导致情感表达模式发生转变的历史根由。我目前的工作，是在关注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展具体研究，借助某些历史现象分析情感表达的阶段性变化以及情感与行为的关系等。例如，通过比较法国大革命时期与法兰西第一、第二帝国时期的政治特赦现象，分析情感因素在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挖掘这一过程中导致情感表达模式发生转变的深层原因。我的基本体会是，情感是导致人们相互结合为社会的重要因素，只有从情感角度入手，才能还原某些抽象表述背后人们的真实生活。情感史不但可以增加历史解释的合理性，还能更加精准地捕捉历史的复杂与微妙之处。可以说，不研究情感史，历史学家笔下的社会史、文化史都不可能被充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