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举办人文社科青年学术沙龙“日本古代史研究方法和史料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共分为四个环节进行：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以及最后的综合讨论环节。来自国内7所高校的10位青年学者参与了本次活动，围绕日本史的研究与史料进行了多维度交流与讨论。

本次活动由世界史系副教授胡炜权老师主持，在上午的古代史环节，首先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梁晓弈副教授进行报告，题为《〈日本书纪〉讲读中的音训问题》。他指出学界对《日本书纪》音训问题的讨论集中于和训与汉文文本出现的先后问题，日本学界曾认为“师说”作为经典古训，具有不可更改性，并认为“师说”不可更改与“和在汉前”互为前提。通过对《日本书纪》中的三则史料进行分析，他强调《日本书纪》的训读活动并非官方意志的宣讲活动，“师说”“古语”“和训”不代表官方意志且可以更改，在对《日本书纪》的部分文意解读上也存在流变或再生。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姜金言老师以《〈日本书纪〉对神功皇后传说的政治塑造》为题进行发言。通过对比《日本书纪》与《古语拾遗》、《古事记》和《先代旧事本纪》中对神功皇后的形象塑造，探求舍人亲王等对神功皇后进行政治塑造的目的和意义。她认为，《日本书纪》中神功皇后与其子应神天皇在人物塑造时是两位一体的，对前者世系的删减保证了二人地位的正统性。《日本书纪》在默认神功皇后统治者地位的同时又极力掩饰其统治者身份，将其记载为"摄政"，不仅贯彻了《日本书纪》维护正统的写作方针，还起到了将“摄政”归为皇室成员所有的作用。同时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尊严以及天智系君主们统治的正统性，在"三韩征伐"传说中增添了"百济之恭顺"及日本新罗间的恩怨。

三江学院外国语学院张思捷老师以《从平安时代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看武士政权的形成》为题进行发表。张老师围绕叛乱范围较广、持续时间较短，且乱后政治格局稳定的“治承、寿永之乱（1180-1185年）”展开分析调查。通过分析当时的地方检断体系和两郡司之例可以得出，在国衙势力与中央权门势力争夺地方利权的背景下，基层官人的权力遭到了国衙上层在厅官人和权门势力的双重侵蚀。故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中央政权的人事异动会迅速波及地方，但在中央政局稳定后地方叛乱也会迅速随之平静；叛乱后的稳定则归功于源赖朝的基层统治政策与历史驱动下武士政权的必然选择。

随后的中世史环节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特聘准教授康昊老师首先发表了名为《日本中世王权论的再思考》的报告。康老师提出本报告的研究背景来自赛代斯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这本著作，以引出是否可以以“印度化”概念思考日本这一话题。他先是阐述了“印度化”王权的可能性；继而从实像与虚像方面讲到了日本对天竺的向往，重点分析了空海的政治遗产—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显密佛教；其后分析了作为“转轮王”与“祭祀王”的日本天皇，说明“祭祀王”属性在日本的佛教化。从印日对比的新颖角度对二国的王权建设与宗教的关系进行了全新思考。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余静颖老师以《通向“他者”之路——以日本中世游女为例》为主题进行发言，对游女地位、工作职能等方面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全面考察。余老师先是说明“游女”的由来与演变，阐述了其工作身份的多样性，包括女性艺能者、旅店住宿经营者以及性服务者。随后对游女集团及其女系生产的历史进行了考察，阐明了排他性游女集团从产生到瓦解的过程。继而分析了在游女演变过程中其社会地位的逐渐下滑，浓厚的身体化特征和高度符号化的意涵使其逐渐成为历史中的“他者”。

我系胡炜权老师以《战国期“大名权力”论的边缘——以陆奥国、出羽国为例》为题，通过对陆奥和出羽两国的史料分析，分析两国大名们对政治地位的谋求活动，从横向视角探析战国时期各领主之间对彼此的看法，试图说明战国“大名权力”论在视角上的局限性，以及对于陆奥和出羽两国的不适用性。陆奥和出羽两国处于室町幕府统治范围中较为边缘的位置，二者的运行秩序自成一派。他以伊达家对“探题”一职的谋求与使用，以及出羽国的四家并立形势为例，阐释了不同家族对幕府规则的利用，说明了幕府规则在地方的设置与其后的变形，因而在庞大的两国土地上，战国“大名权力”论有其适用上的局限性。

在下午的近世史环节，我校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刘晨老师以《江户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演变》为题进行发言。在介绍学界以往对日本王权的建构研究后，他指出，德川三代的政治演进，较为显著地呈现出权力构建与集中化的倾向，这一时期的幕藩体制与后世存在微妙的差异；因而应该跳出传统的王权分析，转向对治理的关注。他在报告中列举“政治转型”的几种节点特征，介绍江户开幕之后的危机与治理，并以宽永大饥馑为例分析了其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影响。初期幕藩体制下国家治理特别是民生治理能力低下，正保年间国家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治理相对松散到治理强化的幕藩体制确立。

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的许文英老师以《日本江户时代藩政研究的方法和史料》为题，以德岛藩为例介绍了对藩政的研究方法和史料搜集问题。对德岛藩和藩主蜂须贺氏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其后，许老师以德岛藩为例对藩政研究的史料分布进行讲解。对于蜂须贺家，其史料主要包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德川林政史研究所以及德岛县立文书馆所藏的蜂须贺家文书；此外专修大学、广岛大学和德岛大学的图书馆也收藏部分相关史料。其中，许文英老师重点说明了国文研馆藏“阿波国徳島蜂須賀家文書”的构成，指出与藩政相关的史料主要分布在“藩侯”（与藩主及其家人相关）、“藩政”、“藩士”（家臣）三部分当中。最后，她对即将展开的课题也进行了简要提及。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的瞿亮老师做了题为《日本江户时代“锁国论”的虚实》的报告。他首先介绍了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日本“锁国”的论说、近代日本对于江户时代“锁国”的认知与态度，以及江户“锁国”印象在战后的余波。瞿老师指出，长期的“锁国”认识成为妨碍日本与海外广泛接触和近代化的要素之一，这种习惯性“常识”也成为西方评述和观察亚洲国家时惯用的话语。随后，他分别对“锁国”前的国际环境，“锁国”令的内容进行分析，强调在诸多禁令的文字表述中并没有出现“闭锁”，也没有完全禁止隔绝对外交流，而是置于幕府的管辖统制之下。最后，瞿亮老师以长崎贸易、漂移民返还制度、通过荷兰风说书与唐船风说书主动获取情报为例，说明江户日本并不是完全闭关锁国，也存在开放的一面。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的王侃良老师以《荷兰风说书研究文献综述》为题，向大家介绍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风说书的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不足。他继承松方冬子老师的研究，将荷兰风说书分为三类；而后介绍了荷兰风说书的主要内容、信息源、更新频率、制作过程；继而梳理了学界对荷兰风说书研究的四个阶段。目前对荷兰风说书的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化的新阶段。

此次研讨会为日本史领域的青年学者搭建了交流与探讨的新平台，与会青年学者表达了对未来再次相聚的美好愿景，希望通过定期活动推动日本史研究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