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晚，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仲民做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风论坛，为全院师生带来了题为《偶像之塑造：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胡适及其受众》的线上学术讲座。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徐进教授主持，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雄威与谈。

首先，张教授从传播学与阅读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胡适成为新文化偶像的社会条件与内外因素。张教授指出，五四运动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放大了新文化运动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这是胡适能够成为学界偶像的社会条件。在这里，张教授提到了当代法国年鉴学派史家罗杰·夏蒂埃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可类比启蒙运动之于法国大革命。二者的关系并非线性因果链条，而是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再造”了前者。 与此同时，“善假于物”的胡适也有意塑造着自己的形象。例胡适对自己“绩溪三胡”后人出身的误解表示默许，以此塑造自己汉学根柢深厚的形象；而胡适与章太炎以及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交往，则进一步促进了自己的崛起。正是在社会条件与自我努力的作用下，五四时期的胡适才成为全国性的偶像，在湖南的毛泽东、舒新城等进步青年亦受其影响。

接着，张教授选取胡适与梁启超、章士钊、吴虞的交互关系三个具体案例，分析胡适如何维护、彰显其偶像地位。胡适以极强的“竞胜”心态对待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学人，乃至被时人讥为“党见太深”，并以“不值一提”回应章士钊的挑战，这些举动显示出胡适对自身偶像地位的有意维护。而梁启超、章士钊作为曾经的士林领袖，现在却主动回应胡适，从侧面彰显了胡适的偶像地位。胡适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自己反对留学的立场，并曾撰《非留学篇》一文，然而他却对文化名人吴虞担保其女赴美留学的请求欣然答应，可见胡适的处事圆滑、随机应变。

最后，张教授指出，尽管胡适有世故、善假于物等“不老实”的一面，我们也不能将胡适视为“全用权术之奸雄”，他同样是一个“外圆内方有真性情的人物”。而且，与其他新文化名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五四以后，“真实做事情的”，除了蔡元培与胡适，几无他人，胡适同样是一个务实之人。因此，“胡适新文化偶像地位的确立既是胡适自身刻意营造与表演的结果，也是其同侪衬托与论敌批评综合作用的结果，更是受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追捧造星的结果。”正是无数受众对胡适偶像形象塑造的自觉参与，共同造就了“我们的朋友胡适之”。

在与谈环节中，杨雄威老师就形象史研究谈了他的看法。他指出，形象史研究关注的是历史人物“标签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标签的形成过程。他以袁世凯与慈禧太后为例，指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轻信后世贴上的标签，而要寻找当时的参照物，从时人的评价标准出发，进而探究其形象的形成过程。此外，杨老师还指出，对人物关系、人物性格等历史细节加以深描，可以避免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空对空”的弊病。

徐进教授认为，张教授文章中对人物性格、人际关系的把握，体现出历史的细节，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他以张文中胡适对毛泽东和舒新城两人不同态度及其原因、后果为例，鼓励学生学习张教授运用史料、总结观点的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来。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中，面对到场师生提出的诸多问题，张仲民教授悉心一一解答。关于余英时的胡适研究，张教授指出，其中不乏对胡适过于理想化、拔高化的现象，而江勇振教授从具体材料、历史细节、人物关系出发，对胡适予以“祛魅化”，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而且对中外学界胡适研究予以回应，是目前的集大成之作。张教授指出，对待历史人物要避免标签化，而要从具体材料入手。此外，张教授还介绍了目前国内外对胡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相关研究。

本次讲座在线上举行，历史文化学院师生以及全国其他高校同仁二百余人参加，效果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