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内容空前丰富的40 年

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样，具有明显的时代性、阶段性，呈现出形态化、样态化的特点。

经典作家说，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动，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史家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

如果雅思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可以视为始点，那么，西方学术已然经历信仰的时代、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思想体系的时代、分析的时代，而源远流长的中华学术，在荀子之后，则经历了经学时代、玄学时代、三教时代、理学时代、汉学时代、西学时代、马列时代。这些时代表明，学术进程在历史长河中不仅表现为加速度发展的状态，而且不断地从相对独立发展走向全球融通，加速度地融通。

到 20 世纪，学术的加速度融通，发展到人类历史的极峰。

40 年来的中国学术、中国史学，负载着人类与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但是，它直接从 20 世纪走来，以 20 世纪的世界大势、中国历史为背景，走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

这种状态，需要在与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比较中得到清晰展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史学研究的根本形态没有改变。换言之， 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历史学的基本样态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40 年来的中国史学，以加速度的状态繁荣发展，以加速度的状态与全球融通。其所形成的新样态， 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第三时段（民国时期为第一时段，改革开放前30 年为第二时段）。

谈到历史与历史学，史学家们经常使用三个比喻：河流、人体、树木。以“ 河”为喻，孔子叹“ 逝者如斯”。以“人”为喻，章学诚指“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以

“ 树”为喻，安克施密特拈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还残留一丝本质主义，那么，本质不在树枝上 ，更 不在树干上 ，只 是在树叶上。这三个比喻，可以很直观地帮助我们理解 40 年来中国史学的基本样态。

既然是河，则必然有主流，有支流；既然是人，则必然有骨骼，有血肉；既然是树，则必然有主干，有枝叶。所谓主流、骨骼、主干，就是历史的主脉与大势、本质与结构、规律与动力。所谓支流、血肉、枝叶，就是历史的要素与内容、形式与表现、机制与功能。不同历史时期，历史学家对历史对象的择取， 侧重点是不同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史家的侧重点，是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家的侧重点，则转移到了支流、血肉、枝叶上面。当然，偏重不等于偏废，但大体之分，消息走漏，还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侧重于关注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所以中国史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社会发展史的宏大视角，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了空前完整 、系 统 、深 刻的主导性揭示。所谓社会发展史，不是社会生活史，更不是社会文化史，而是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史，也就是生产方式的历史，政治史、文化史等等均附着于其上。为突出主题主线， 前 30 年的中国学者着重于对历史规律、历史阶段与历史理论的开掘，尽量清晰地提炼出中国历史的逻辑秩序，将唯物史观的一般秩序与中国历史的特殊秩序相结合，将中国历史的秩序纳入唯物史观的秩序中去，以此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普遍性与规律性。改革开放前，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实现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历史发展动力、中国近代史主题主线等问题的热烈研讨，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即在于鲜明地揭示中国历史

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之间的关系，从而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

这样的研究路径与学术取向， 从 20 世纪初梁启超提出“ 史界革命”便开始了。其后，以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由于掌握了唯物史观，很快超越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建构的“新史学”体系，让古老的中国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科学。这一形态的史学研究，从李大钊延续至今，一以贯之，是中国史学的主流。它最核心的特点，是以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从上世纪

20 年代至 70 年代，诚可谓“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改革开放后，它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国史家认为，史学研究不仅要凸显历史的主流，还应该展示大河的支系；不仅要“ 骨感”，还应该丰满；不仅应该主干强壮，还应该枝繁叶茂。以这样的思想为驱动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喊出了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口号。这是最能反映新时期史学整

体样貌的一个口号。40 年来中国史学的整体样貌，此口号足以一言蔽之。它原本是经典作家的原话， 用作了《历史研究》1987 年第l 期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提出这一口号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前30 年在侧重关注主流、骨骼、主干的过程中，出现 了“ 内容狭窄 、风 格单调的状况”。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与唯物史观无关，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路径无关。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史家的时代任务是不同的。从民国至新中国前30 年，历史研究的时代任务，本是揭示历史的主题与主线，不在于填充历史的血肉与支系。因此，提出“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不是要否定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它、发展它、完善它。至于通过怎样的途径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他们提出，“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应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文章说，这样做可以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以该期《历史研究》为标志，“社会史”成为新时期发展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史学分支。

“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适应了新时期史学发展前进的需要。唯物史观着重于揭示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但从来不忽视、也不允许忽视研究历史的支系、血肉、枝叶。唯物史观最重视揭示历史的本质， 但向来都是透过现象而不是抛弃现象看本质。由于历史的本质隐藏于社会生活的深处，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上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作了空前深刻的揭示。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可以让唯物史观的科学之光绽放得更加艳丽。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引领下，40年来，中国史学的血肉空前丰满、支系空前发达、枝叶空前茂盛。史学界公认，这是史学全面繁荣发展的40 年，是繁花似锦的40 年。

这意味着，史家笔下的内容，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史家队伍的数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多。史学柜子里面所装的东西越来越多 ，史 学分支越来越杂 、越细。大量风格多样的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以及大型史料集成、丛书被出版。一批精通外语的世界史专家，与国际同行进行着同步性研究，诸多著作已经不逊色于国外的同类作品。考古发掘走出专业圈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对象。研究领域日益拓展，手段日益先进， 科研经费日益充盈。研究方法、研究样态、研究视角与理念、论文题材与触角日趋多样，与海外同人的交流空前频繁，田野考察蔚然成风。40 年来的中国史学，呈现出从未有过的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状况。它非常驳杂，甚至混乱，但绝不贫乏；它有可能已经产能过剩， 但绝非产能不足；而且，它还在进一步扩展进步之中。

凡此种种，均可分类以说，逐

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以社会史为例，不仅中国古代社会史得到细腻描绘，而且近代、当代的社会史，同样受到空前重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学科定位、内部再分支等等，无不得到深入研讨。提到当今中国史学，许多人最容易脱口而出的，就是社会史。伴随社会史研究的勃兴，环境史、灾荒史、城市史，以及文化史、观念史、概念史、医学史，与区域史、风俗史等等相互交叉，蔚为重镇，成为历史学发展新的学术增长点。可以这样说， 凡人类以往的形迹，几乎全被纳入了中国史家的视野，出版了专著。史学分支与学科的缤纷出现，带来的是历史内容在文本领域的不断被添加、是学术理念的不断从中心转向边缘、研究对象的不断从整体转向区域、理论兴趣的不断从历史理论转向史学理论。

这是一种应当给予整体肯定的繁荣发展状态，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才能出现这种繁荣发展的局面。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进程相适应，既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文化力量。 

碎片化及其潜流背景

健康、繁荣是40 年中国史学的基调和主流。但是，在内容空前丰富的情况下，历史的骨骼、主流、主干是否受到了遮蔽？换言之，丰满的血肉是否拖累了骨骼？ 丰茂的枝叶是否掩盖了主干？ 细密的支流是否漫溢了主流？ 史学队伍是否具有分化的倾向？这样的追问， 时常会浮现出来。

发展带来变化、产生分化、生发新的问题，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新鲜事。正如美好的生活导致胖人越来越多，史学界普遍感到，干瘦的骨感固然不妥，臃肿的肥胖同样是问题。

多年来，许多专业学者追问： 在历史区域研究中怎样关照全体？ 在历史描述中怎样不忘本质？ 在微观考据中怎样不止于碎片？ 在史料梳理中怎样不忘思想？总之，具体研究怎样关照宏大叙事？这样的追问，在学术意义上关注的是历史学真善美的全体大用，在社会学意义上体现的是历史学家的一些新不安。

确实，伴随着繁荣发展，生发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现象。突出表现是：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主题形式化、成果表述玄学化。“ 三化”的核心，是理论思维弱化。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思想性。

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它是繁荣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有学者认为，这是过去僵化研究模式所必然造成的“ 报应”。笔者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报应”只能表明动力原因，无法说明转型机制的运作过程。还有学者提出，既然倡导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那就必然会造成树叶遮蔽树干。笔者同样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所谓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指把原本不该缺少的东西还回去，而不是把原本不缺少或原本不该有的东西硬加上去。这是“ 还”字透漏出的应有之意。显然，造成碎片化等等的原因，要另外去寻。

我以为，造成碎片化等等的原因，是由于在40 年中国史学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一股潜流。这股潜流虽然不是主流，却潜移默化地介入、影响了 40 年来的中国学术，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圈占了场域。这股潜流的基本特征，就是碎片化，它来自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西方学术转向，恰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段大体相符。

所谓碎片化，其最外在的表现，是选题狭小，例如“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 济慈喝什么稀饭”

“普希金抽不抽烟”“洪秀全是否留胡须”之类。但是，再狭小的选题， 也属于历史的要素与内容，可视为微观研究，未必属于碎片化。构成碎片化需有两个要件，一是选题缺乏与历史研究相匹配的意义，二是

将对小题目的考据视为研究的全部和最终目的。碎片化的实质，就在于将缺乏重大意义的历史偶然性看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要素， 并把对这种要素的研究当作是历史研究的真正内容。换言之，借用安克施密特的说法，认为历史的本质在树叶上，不在树干上。

这样的价值取向与研究状态， 最直观的表现是“ 以要素代替全体”。它不是力求使本不该缺位的历史内容在场，而是将研究的筛孔做小，去除大的，留下细的。当要素被夸大为某种特殊东西，即如同安克施密特所描述的那样，会引起人们领悟过去的尘埃化。在中国， 这种研究取向可追溯至乾嘉考据学。但是，民国以后，从欧美进口的实证主义又固化和强化了这一传统。由此，以偏概全地将考据看作从事历史研究的终身事业，成为学术风尚。相应地，如钱锺书所说，普遍地轻视或瞧不起理论。众所周知，这种研究取向曾遭受严肃批判，有所弱化。但上世纪70 年代后，西方学术风尚再一次转向碎片化，并逐渐传入中国。这一次传入的碎片化风气，虽然在许多方面与旧形态的碎片化保持着一致，本质上却以对某种理论的“ 重视”而非

“轻视”为出发点。换言之，它也有理论背景，但不是实证主义的背景，而是反实证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背景。

让我们从波普尔对碎片化的倡导开始讨论。波普尔是直接论述到碎片化问题的思想家。他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 总体论意义上的”或“ 关于社会状态的”历史学；所存在的，只是所谓“零碎技术学”“ 零碎修补学”“ 零敲碎打的工艺学”“ 零碎的试验”等等。他表示，“ 不相信有可能对零碎方法提供任何一种相应的批判”。这种论调，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取向是完全一致的。他对“ 历史决定论”的否定立场与批判逻辑，完全符合70 年代后西方学术转向的理论预设及基本进路。

这种理论预设及基本进路，就是拒斥所谓系统的哲学，亦即拒斥所谓以认识论为中心，追求客观性与合理性，被罗蒂等人指称为基础主义认识论、逻各斯中心主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些同质类的思想理论。这种思潮覆盖了 70 年代后的西方学术界，为学术碎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比如在文艺理论领域，形式主义文论大泛滥，驱离社会历史背景，宣称“ 作者之死”，成为趋之若鹜的风尚。接下来，便只是对作品所谓内部要素（如隐喻、意象、象征）的解析，再进而向文学消费与接受效果的维度发展。这种抽离社会历史背景、抽离作者意图乃至驱离作者的文学研究，被中国学者张江称之为“强制阐释”。“强制”的另外一层意思，在于强制作品仅仅以要素组合、工艺碎片组装的形式在场。这种样式的研究，对中国

“ 知人论世”（孟子）的学术传统显然是一种颠覆。

应该指出，碎片并非一无是处。豕苓桔梗、木屑竹头，亦可资用也。否定碎片化，不等于否定其中的合理因素，更不等于否定具体的微观研究。正如钱锺书所说，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否定事实和证据， 反对“ 考据癖”并非否定考据。但是，碎片化不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更不能成为主流价值。

不过，这样的立场和论述，在坚守碎片化立场的学者看来，是没有意义的。抛弃历史整体观念、集中放大历史构成要素，已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成为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历史学既展现出内容的空前庞杂，又展现出空前的碎片化。碎片化锁定历史内容的某个或若干个要素，对其内部更加细化的要素进行愈加细化的逼视，不断地向具体情境靠近，进而用要素替换掉整体性的历史。“ 要素化”与

“具体化”成为 20 世纪后全球史学的普遍特征。所谓“新清史”，所谓

“中国中心观”，就是这种风尚的产物。

这里我想以思想史为例。据某位西方专业学者总结，也是从上

世纪70 年代开始，西方的思想史研究开始“ 经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化”。具体说，思想史家开始面对

“一个独特的问题”，即应该在什么程度 上“ 接受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所谓“当地人”的“当地”，就是“具体化”，一是指与全体相对应的区域，二是指区域内的要素。当

“ 当地”这样具体的因而必然特殊的要素占据本体或核心位置时，自然而然，那种整体性全局性的“ 假定或暗示”，也就“具有虚假的或令人反感的性质”了。所以，所谓思想史研究所面临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其实质无非与福柯的实践、波普尔的主张一样，在于抛弃历史整体论与历史决定论，走向历史要素论。以“ 要素分析”代替“ 整体分析”，其极致化的表现，即是碎片化，或曰零碎工程学。将碎片当作历史整体，以碎片解释历史整体， 属于史学领域的强制阐释。当然， 我们不是说“ 当地”一类对象没有价值，但“当地”毕竟总是整体中的

“ 当地”。不应当以“ 当地”去消解整体。脱离了整体的“当地”，即使地域再广、范围再大，也只能是孤岛，因而在观念本质上属于碎片。碎片化、具体化、要素化的哲

学老巢，是海德格尔所谓“ 此在”

（Dasein）。上世纪 70 年代后西方学术的主趋势，团词提挈，就是以

“ 此在”代替“ 共在”（Mitsein）。这一主趋势不管冠以什么名称，不管变换什么花样，不论表现在哪个领域，本质都是一样的。因此，“ 此在”能够像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在思想史家那里，变成“ 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在勒华拉杜里笔下，变成

“ 朗格多克”或“ 蒙塔尤”—— 所谓

“ 微观历史学”的早期典范；在“ 新清史”那里，变成“ 满洲”；在所谓

“中国中心观”那里，变成丝毫不受外来元素影响的纯中国元素。如此等等，理一分殊。安克施密特道出了天机：“ 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范围内，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性和总体性，而是那些历史片段成为注意的中心。”

许多西方学者都将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家勒华拉杜里归于后现代主义，而年鉴学派对40 年来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直接影响。在 20 世纪，第一代年鉴学派立场的基本特点，就是使“ 每个个人都必须回归他的时代”。注意，是回归“ 他的”“当地”的“时代”，亦即“此在”，即具体现场与要素，亦即所谓生态-人口学模式，由地质、气候、瘟疫、细菌之类要素构成。历史研究就是分析这些要素，如同强制阐释者分析作品内部的修辞、隐喻、肌理、意向、句式、语汇等等一样。至于说从这些分析中提炼出一个定义，提炼出社会转化的过程，费弗尔认为，那要么是先验的，要么是不可能的。

年鉴派在 1968 年前后进入第三阶段。它最大的特征，就是碎片化，而福柯是年鉴派第三代的同路人。福柯所谓考古学或系谱学，与年鉴派所谓心态史“至少在亲缘上具有类同性”。当第三代年鉴派史家崛起的时候，美国的海登·怀特于 1973 年出版了所谓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作《元史学》，罗蒂则在1979 年出版 了《哲 学和自然之镜》。

1978 年，有中国学者开始组织翻译意大利人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这些同时发生于上世纪70 年代的事件，可以列出许多，但只指出一点便够了，即它们以同样的性质从一开始便介入了 40 年来的中国史学，分化并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思想学术领地。特别是年鉴派第三代，几乎完全是与40 年来的中国史学同步发展的。

所以，讲到碎片化及其背后的理论预设、学术理念的变化，评估

40 年来中国史学的潜流与影响，需要追踪西方上世纪 70 年代后的思潮转向，看一看二者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关联。这样，可以为科学规划中国历史学的未来，提供借鉴。 

走向历史学的公共阐释

40 年来中国学术的发展，促使中国学者的思考开始向新的理论

建构方向演进，呈现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新趋向。这种新趋势， 一言以蔽之 ，曰 ：离 弃强制阐释

（Imposed Interpretation），走 向 公共阐释（Public Interpretation）。

碎片化必然导致对历史的强制阐释。在强制阐释话语下，过于丰满的血肉会拖累骨骼，过于丰茂的枝叶会遮蔽主干，过于细密的支流会漫溢主流。过于细碎的所谓史实重建，会让历史学者不再去思考宏观问题，因之对历史理论缺乏兴趣。在拒斥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名义下，淡化乃至反对理论思维似乎顺理成章了。强行场外征用，即简单搬用历史学理论以外的其他理论强加于历史研究，本来立意很好的跨学科研究，反而弱化了历史学的主体地位。用历史要素研究代替历史整体研究，一方面造成内容的丰满，一方面造成碎片的集群效应。这样一来，在具体研究中忽视全体，在历史描述中不顾及本质，微观考据成为了碎片，对历史要素的重视成为了对历史整体的排斥，由此而造成一种合力性的趋向，就是对历史的强制阐释。这种强制阐释的现象，发生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领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抵制和批评。

而走向历史的公共阐释，意味着历史阐释应该是理性阐释，是人类共通性认知的逻辑呈现；应该是澄明性阐释，是置入公共意义领域、为公众所理解的阐释；应该是公度性阐释，即阐释与对象、对象与接受、接受与接受之间，是可共通的；应该是建构性阐释，即阐释者对公众理解及视域展开修正、统合与引申；应该是超越性阐释，即超越于个体阐释；应该是反思性阐释，即在与文本的对话交流中求证文本意义，达成理解与融合。

遵循公共阐释规则的历史研究，尊重微观研究但反对碎片化。它追求让历史的大树既主干粗壮， 又枝繁叶茂；让历史学的“骨骼”与

“血肉”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以公共阐释规则研究历史，意味着中国历史学由偏重史实重建， 开始向注重历史阐释转移。由于偏重史实重建，所以唯恐遗失历史要素，历史内容因之空前丰富。但是，在具体化、要素化、此在化的西方学潮影响下，散钱不串，主干不彰，其极端化，即流于波普尔所说的零碎工程学。转向历史阐释，亦即转而以理性逻辑为主导，不以细微史实重建为主导；以历史逻辑之澄明性为目标，不以众多史实之芜杂叠加遮蔽澄明；以可公度性为规则，不以探寻独特性、唯一性为旨归；以整体建构性为取向，不以要素功能性为决断；以超越学科壁垒为诉求，以反思学术史为契机门径。

史学四长，才学识德。40 年来，由于碎片化、要素化、具体化、此在化，学彰而识暗。以公共阐释为标识，将转而为识、学相长。此一趋向，意味着反叛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范式。其继承性，在于坚守确定性；其民族性，在于全新阐释传统史学；其原创性，在于由中国学者提出；其时代性，在于不重复老话；其系统性，在于通贯全体； 其专业性，在于抵制场外强制征用。基本趋向，在于“ 骨骼”与“ 血肉”并重。

“ 公共阐释”是中国学者张江在 2017 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和理论。它认为，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者应该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

40 年来，史学界绝非没有具备公共性的理论思考及成果。特别是具有中层理论价值的成果，非常令人称道。比如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关于明清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南宋至明代过渡，等等，这些研究，如同高速路上的匝道，起到了打通历史堵点， 使得道路连接畅通的作用。但是， 公共阐释代表了更大更新的思考趋向。面向未来，公共阐释论体现了唯物史观统领下史学创新的努力方向，预示了中国史学守成出新的新变化。它是消解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