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路国权博士在其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下文简称《谱系》）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希望我谈点看法。我慨然应允，因为其博士论文外审时，我就阅读过，即为其内容博大、思虑颇深而感慨。如今再读书稿，印象愈加清晰。窃以为《谱系》的出版，是青铜器谱系研究的新成果。
青铜器的谱系研究与以往比较纯粹的断代研究、区系研究不同，但仍然是以断代研究、区系研究为先导。如果说断代研究是青铜器的纵向研究，区系研究是青铜器的横向研究的话，那么谱系研究就是以青铜器的类别研究为纲，在型式分类的基础上，透过断代研究和区系研究，形成一种高屋建瓴的网状研究模式。在统计各类、型、式的空间分布范围和分布格局的基础上，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划出各类、型、式的文化属性，进而找到影响青铜容器演变的深层次原因。显然青铜器的谱系研究更符合新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目的和需要。
窃以为《谱系》的优长之处有如下四点。
第一，穷尽式地收集资料。《谱系》篇幅宏大，分上下两册，共145.3万字。涉及类型学和分类学研究的东周青铜容器有鼎、鬲、甗、鍑、鍪、釜、盂、盨、簠、簋、盆、敦、壶、尊缶、罍、盉、匜、盘、和、浴缶、汤鼎、鉴22种器类5877件青铜器。与商代、西周不同，东周青铜容器资料分散、头绪复杂、数量巨大，整理的难度很大。以往很少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谱系研究工作一直进展缓慢。《谱系》对每一类型每一式在不同期别不同地点拥有的器物的数量都有统计，用图和表来显示，读者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各个类别的青铜器的时空特征、纵向的发展和横向的关联，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第二，《谱系》将考古类型学、分类学研究同青铜器标准器和标准器群的研究有机结合，将青铜容器和其他器类（如车軎）以及陶器的研究有机结合。首先《谱系》的型式分类做得比较细致。譬如青铜鼎就分了九个亚类，然后在亚类之下分型分式。在区分年代时，《谱系》的具体操作方法是：首先选取典型铜器群，将数量多、特征明显的青铜器群编为若干个编年组；其次，依据编年组内青铜器的构成和型式变化以及共存陶器、车軎等变化情况，进一步划分为编年小组，初步进行分期；然后，利用编年小组内的标准器和标准器群，推断各编年小组的绝对年代，进而推求各期的绝对年代。这样就避免了以往偏重考古类型学研究或偏重青铜器标准器和标准器群研究带来的缺陷。
第三，区系研究达到一定的水平。《谱系》在第二章“系年——分期断代”中，列举山西组、豫西豫中组、豫南苏皖鄂组、山东组、陕甘组、豫北京津冀组。虽然重在分期，但已涉及区系研究。这种分组的做法，以前张辛教授也尝试过。在《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研究》一书中，他分为侯马组、洛阳组、郑州组、安阳组、邯郸组等组。《谱系》在第三章“分域——空间分布和文化属性”中，详细分析了每一类青铜容器的空间分布情况，有时还能具体到某一型式的青铜容器空间分布情况。
第四，有别于以往的研究方法。《谱系》批评了以往机械的类型学研究方法，指出它们缺乏科学的分类学研究意识。这表现在东周青铜容器的研究上，是重在解决分期断代问题，而不能准确反映亲缘关系。《谱系》推崇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主张应用分类学研究方法，以系统思维方式，从整体和全局出发，构建东周青铜容器的型式分类系统和科学谱系，以期揭示东周青铜容器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类型学旨在研究相对年代，分类学旨在研究谱系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但不能相互替代。
《谱系》具备以上四个条件，因而有不凡的表现。譬如《谱系》在谈到东周青铜簠时，根据口部形态特征的不同分为二型：A型，折沿；B型，无沿。A型为周文化系统的青铜簠，东周时期主要分布在北方黄河流域，春秋早期数量最多，而后逐渐减少。B型为楚文化系统的青铜簠，可能源自A型，但流行区域和文化属性与A型青铜簠明显不同。从第二期开始，集中分布在楚文化核心区。以后随着楚文化的扩张，向北、南、东三个方向扩展，到达晋南、豫北、鲁南以及四川中部地区。与青铜匜的谱系有相近之处，即A、B两型青铜簠的型式划分和流行区域的变化明确反映出周文化系统和楚文化系统势力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至此，青铜簠形态因年代、地域不同而变化的轨迹及其原因就呼之欲出了。
总而言之，对于断代研究来说，考古类型学分析是手段，目的是判断器物的年代；对于谱系研究来说，断代研究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揭示出器物兴衰的基本轨迹以及文化变迁的动因。换言之，谱系研究是更高层位的研究。《谱系》选择如此高难度的课题，值得推崇。顺便说一下，《谱系》的结构很明晰，第一章是分类——型式划分，第二章是系年——分期断代，第三章是分域——空间分布和文化属性，刚好与上述关于谱系研究的脉络和层次是相吻合的。
同时《谱系》选择研究东周青铜容器，也是很有考量的做法。因为无论商代还是西周，尽管地方与王畿的青铜器有差异，但毕竟当时的天下只有一个中心，由中心向四方辐射，可以明显看到王畿对地方的影响。表现在青铜礼器（主要是青铜容器）上，双方之间差异不大。然而，东周就不同了。东周王室名存实亡，对地方的影响力极为有限。因此不仅各地区、各诸侯国的青铜礼器与王畿地区的青铜礼器差别很大，诸侯国之间的差别也很大。《谱系》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器物的千差万别来探索不同国族之间的文化异同，重在差别，而东周青铜容器就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说，用东周青铜容器来做谱系研究无疑是上乘选择。
《谱系》的成功，与作者的经历有关。路国权博士系考古出身，在校期间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不仅学习考古学，也涉猎文献学、古文字学。和非考古出身的研究者不同，他有条件更早更多地接触出土青铜器实物，而且懂得青铜器的出土环境，能结合同出的其他遗存、遗物做综合研究，对诸如墓葬主人以及族属等问题有敏锐的感知力，学术视野开阔。这一切对于青铜器谱系研究至关重要。
《谱系》内容庞大，涉及面广，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难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第一，类型学和分类学的研究是谱系研究的基础，《谱系》在这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譬如前述关于簠的型式分析，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窃以为可粗分为四种类型。A型是以三晋为代表的中原式，或曰周式，主要特征是口沿为折沿和圈足为非全蹼足（借用《谱系》的语词，指全蹼足以往的形态，包括凹蹼足、凸蹼足、瓣蹼足）。B型是楚式簠，主要特征是无沿和全蹼足。C型是无沿和非全蹼足。D型是折沿和全蹼足。C型和D型是混合式，即处于A型和B型二者之间，部分像周式簠，部分像楚式簠。A型和B型数量最多。这样做的理由是典型中原式簠具备两个条件：折沿、非全蹼足；典型楚式簠也具备两个条件：无沿、全蹼足。只有将两者界限划分清楚，才能更好地解释类型之间演变的途径和原因，将类型分析与文化属性研究尽可能吻合起来。
第二，某些器物的分类欠妥。《谱系》将以往界定的铜盏、敦、豆、盒归为一类，敦划分为四个类型：A型，平底敦，或者矮圈足（盆形敦）；B型，三足扁腹敦（盏形敦）；C型，带柄敦（豆形敦）D型，球形敦。《谱系》希望将这些有关联的器物整合成一类，用意是好的，但这种分法值得商榷。
从年代早晚可知A型敦出现最早，B型和D型是在A型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从最初的平底敦到圈足敦再到三足或四足敦，显示了敦的基本演化过程。然而这一切都与豆以及它的柄部没有关系。《谱系》说C型豆形敦是在A型盆形敦的基础上在底部添加柄演变来的，缺乏证据。豆与敦差别很大。首先是形制不同。区分豆（包括铺）与敦的标准在于豆有柄，而敦恰恰没有柄。其次是功能不同。有柄的豆是盛食器，而无柄的敦不仅仅是盛食器，有些敦还具有鼎的炊煮功能。再次是两者的来源不同。关于敦的来源，虽然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但都认为它与簋、盆、盂有关系，然而没有人认为它与豆有关。豆早在商代晚期就出现了，一直发展到战国晚期。在这一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柄部始终存在，只是粗细有所不同。
我们也曾谈过豆和簋（可以理解为敦的前身）的关系，代表器物是豆形簋。虽然它有点像豆，但稍加分析，它更接近簋。豆形簋流行时间不长，自商代晚期始出，主要见于西周时期。春秋早期以后，随着铜豆体量的增大，形态与功能趋近豆形簋，于是后者就逐渐消失了。可见豆曾经和簋有过交集，但是春秋早期以后，豆和簋就没有形制上的关联了，所以豆和敦很难成为一类器物。
真正的豆形敦只有一件，就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敦卷》中披露的方形铜敦，系2008年河南省南阳市八一路楚彭氏家族墓地一号墓出土。形制很特别，腹部如同一只皮箱，与同时期的方豆形制很接近，显然是受到方豆的影响，但无柄部而有四足，与豆还是有本质的差别。
第三，未能充分发挥青铜器铭文的作用。关于器类的横向联系，在青铜器的自名里已经提供了很多线索。由于自名是当时古人给青铜器的命名，更能反映古人的思想。譬如明明器形为鼎，却自名为鬲，器形为盨，却自名为簋；器形为盆；却自名为盂；器形为盉，却自名为盘……凡此种种，都揭示了器类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对于我们的谱系研究非常有用。
尽管相对于西周而言，东周青铜容器上的铭文较少，但铭文毕竟是青铜器三要素之一，对于青铜器的类别研究来说，铭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谱系》将豆归属敦，以梁伯可忌豆为例。固然这件豆自名为敦，但并非真正的敦。我们已经著文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现象是器类之间相生关系的反映，不能盲从自名来定名，梁伯可忌豆是豆而不是敦。
以上所论只是借《谱系》的出版谈一点感想，未必妥当，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教。可以说真正的青铜器谱系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无论如何，《谱系》为新世纪的青铜器谱系研究鸣锣开道，这是值得庆贺的。
（路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定价2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