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究竟是在何时、以怎样的适应性策略成功实现了高原的终年定居，并最终形成独特的人群与文化，是目前考古学与人类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与DNA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本区已经成为国际研究高海拔地区人类生存适应，以及高、低海拔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热点地区之一。

7月9日，国际第四纪研究权威期刊《第四纪科学评论》（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在线发表了题为“The archaeology of human permanency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 critical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current models”的综述评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赵宇超副研究员以第一和共同通讯作者的身份联合美国密歇根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单位，结合GIS最小成本路径分析和国际山地考古的研究成果，对中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人类定居与拓殖青藏高原的考古学与DNA证据进行了整合分析。

研究认为，在晚更新世甚至是中更新世晚期气候相对暖湿的间冰期，古人类以小规模人口数量在高原局地环境内实现定居是有可能的。旧石器时代的一些狩猎采集群体在高原内部可以实现全年流动迁徙，而不需要在冬季撤出高原回到低海拔地区。文章以位于羌塘高原的尼阿底遗址为例开展最小成本路径分析，发现该遗址人群要实现高、低海拔地区之间的季节性往返，其迁徙距离远超民族学记载的狩猎采集人群季节性营地迁徙的最大距离，从生态适应的角度而言是不合理的。而对于西藏人群的现代和古DNA研究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活动在青藏高原的古老人群DNA的少量孑遗，进一步支持了作者的观点。

图1 尼阿底遗址到周边低海拔区域的最小成本路线长度 

农业与畜牧业的引进使得青藏高原在全新世中期迎来了人口大规模拓殖。过去的研究多集中于高原东北部毗邻的甘、青低海拔地区农业人群向高原的拓殖过程。本项研究强调了在文化接触与经济转变过程中高原本土狩猎采集人群以及狩猎采集经济的韧性（resilience）。同时，结合来自青藏高原西部格布赛鲁遗址和喀什米尔河谷的考古证据，作者构建了以阿里地区河谷地带为枢纽，沟通南亚西北部与高原中部的东西向“高原内陆南路线 （Southern Inner-Plateau Route）”。动、植物考古学证据表明，青藏高原西部的牛、羊以及麦类作物可能藉由该通道从印巴次大陆西北部传入，部分驯化物种沿着雅鲁藏布江河谷继续向东传播至青藏高原中部。格布赛鲁早期墓葬遗存与同时期拉萨曲贡遗址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进一步反映了该通道对于青藏高原西部与中部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

图2 西亚驯化物种向青藏高原传播的北部与南部路线

图3 格布赛鲁遗址早期墓葬（A）出土的釉砂珠（B）和圜底陶器（C）和曲贡遗址的典型圜底器（D） 

从青藏高原的研究成果与世界其他两大高原--埃塞俄比亚高原和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的考古证据对比中发现，早在农业出现之前，至少在全新世早期，古人类便已成功实现了高海拔地区的终年定居。尽管驯化物种促进了高原经济的繁荣，狩猎采集在高原先民生业模式多样化的策略中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低海拔农业人群对于高原狩猎采集人群的完全替代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明确的考古与DNA 证据支撑，高原文明的形成应是狩猎采集孑遗人群与外来人群长期交流互动的产物。

本研究以生态适应和文化接触两大视角对青藏高原史前研究的最新进展加以整合分析，力图揭示过去被忽视的高原人群生存适应多样性以及文化交流传播的多渠道可能性。希望能够为今后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研究提供有益思路。该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同仁们对作者在西藏的考古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帮助。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16/j.quascirev.2023.10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