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历史文化学院李发根研究员撰写的《黄河故道之变与土地权属之争（1855—1937）》和郑泽民博士后撰写的《“庚子西狩”时期电报通讯机制考析——以京师与行在的联络为中心》在《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2期同时发表。

李发根在《黄河故道之变与土地权属之争（1855—1937）》一文中，梳理了明中期后兰阳以下黄河河道基本固定后的滩地概况与国家治理，重点考察黄河北徙以降故道生态的演变，特别是民国建立至全面抗战前，中央和地方围绕土地权属展开的多重纠葛。

文章指出，明清时期治理黄河，在今兰考以下河段南北筑堤，形成长逾千里、宽约数里至数十里的河道。河道除行水外，尚有面积广阔的河滩。鉴于河务、漕运之重，国家奉行“不与水争地”，严禁垦殖。1855年，黄河北徙，故道成地数百万亩，但复故与否，清廷争论未决，直至辛亥鼎革仍无明确措置故道方略。

文章提到，民初，主政江苏的冯国璋为辟财源，上呈中央，欲将故道之地划归地方处理。然而，变卖官产已成北京政府开源之既定政策，冯的计划落空。袁世凯死后，地方势力膨胀，掌控苏省的齐燮元无视中央法令与社会抗争，公开放领故道。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推动导淮。黄河故道与之关系甚大，中央议决导淮委员会接管，但相关工作无论是在统治核心的江苏还是山东、河南，皆举步维艰。故道土地权属之争，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实态。

郑泽民在《“庚子西狩”时期电报通讯机制考析——以京师与行在的联络为中心》一文中，考察了“庚子西狩”期间，行在与京师之间通讯状况经历的复杂变动。

文章指出，起初因通讯不便且两宫行止难测，留京官员只能通过亲往或转借商递等方式联络行在，行在则多通过差递将消息经保定转寄京城。两宫驻晋期间，为保障行政时效，有线电报逐渐成为京师、行在间的主要通讯载体，一度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西安、保定为两翼的电报、驿递并举机制。两宫“幸陕”后，由于京津行军线、沪沽海线的利用，西安、京师两地凭电报线便可通信。行在的情报核心军机处，主导了电奏、电旨的处理，其经手的电报视收发者情形而有“公”“私”之分，反映出行在对外电讯的实态。公电、私电的界定只取决于电报收发方的情形，若从所涉事务的公、私性质而论，公私界限将不复分明。

文章认为，行在电报机制的形成，既有维系清廷有效统治的现实考量，亦是对巡幸传统的回应。该机制虽确保了对外交涉的效率，却也加剧了对决策与谈判的不利影响，使本就政见歧出、权责不一的“多角政治”更为集中地凸显，这种正反作用力的不断撕扯几乎贯穿了辛丑和谈的全程。而电奏体系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这均是电报“两面性”的体现。

近年来，李发根围绕黄河、淮河史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该文是其基于相关问题在《近代史研究》发表的第二篇文章。郑泽民的文章则是围绕晚清史在《清史研究》《史林》《历史档案》等核心期刊发表相关成果后的最新力作。两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同期发表，表明了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活力和良好态势，未来学院将持续推进近现代史研究立足本土，兼采内外，产出更多有价值的理论和应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