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值此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淄博市临淄区举办“临淄石鼓墓地考古发掘与研究”专家座谈会。山东省博物馆馆长郑同修、副馆长杨爱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高明奎、第三研究室主任吴志刚，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崔大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刘延常参加会议。会议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席教授白云翔主持。

会议伊始，高明奎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临淄石鼓墓地发掘的收获，对未来发掘提出期待。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副主任路国权在发言中提出，要进一步推进省院与山大考古学科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等各方面的合作。白云翔对“临淄石鼓墓地考古发掘与研究”的背景、进展及学术意义进行了说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益超、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付龙腾先后就石鼓墓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

白云翔主持会议

听取汇报后，与会专家至发掘现场对发掘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观摩了本次发掘所获的出土文物，就墓葬的结构、丧葬习俗、铜釜的制作工艺、彩绘陶壶的年代、铁刀剑的形制、铜镜的类型和年代、“江东类型”钙釉陶的传播等问题进行了现场讨论。

与会专家现场考察

与会专家观摩出土文物

在现场参观考察和观摩出土遗物后，与会专家进行了座谈。郑同修首先充分肯定了临淄石鼓墓地的发掘理念，并鼓励考古工作者在田野中注重多学科结合，将分期断代明确化、精确化。其次，提醒发掘者要注意正在发掘中的出有殉鹿的M96，关注该墓在墓葬形制、棺椁结构、随葬品分布等方面的特点。

（郑同修发言）

崔大庸在发言中提出，学界对汉制、晋制问题的讨论以及临淄地区丧葬制度的变化关注较高，认为应由小见大，从临淄石鼓墓地出发，将材料吃透，以作为观察临淄地区甚至山东地区战国至汉晋时期丧葬变化的窗口。

（崔大庸发言）

杨爱国认为，由于文献不足，汉代平民墓地的研究存在诸多困难，相关研究也亟待加强。此外，针对礼和俗的关系，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并建议发掘者关注礼俗变迁之后的深层次原因。杨爱国认为，临淄石鼓墓地中发现多座较深的墓葬，且墓壁加工痕迹整齐，显然在挖墓时耗费了较大的人力物力，这种“深挖”的习俗，可能与当时的孝文化有关，或具有一定的仪式表演性。

（杨爱国发言）

刘延常充分肯定了项目组的学术思路，认为临淄石鼓墓地展示了“齐风”到“汉制”的过渡，提示在后续工作中应加强类型学研究，注意随葬品形制、组合、纹饰等的变化，细化临淄地区战国晚期和汉代墓葬的年代分期，以推进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

（刘延常发言）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青提出临淄地下文物丰富，遗迹现象重要，是山东战国秦汉考古的重地，同时也是解决东周至汉代多个学术问题的枢纽，加强对临淄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将有助于推进对鲁北地区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的考古学认知。王青认为，尽管秦朝国运短祚，但充分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发掘中注重对各类信息的全面收集，或许可以将秦墓从汉墓中区分出来。

（王青发言）

路国权以临淄石鼓墓地出土的高温钙釉陶为例，提出以往历史时期对墓葬年代的判断多依赖明确的纪年遗物及相关的类型学研究，但对于类型学无法解决的年代问题，应考虑进行相关的测年。此外，路国权还关注到临淄石鼓墓地的布局和规划，建议在做好墓地内部分期的前提下，重点关注墓地的形成、规划和废弃等演变过程。

（路国权发言）

高明奎提出平民墓地是否能反映社会整体变化的思考，显然汉代殡葬业已经高度商业化、专业化，这也是社会繁荣发展的表现，是社会经济、文化连续稳定发展的体现。

（高明奎发言）

吴志刚提出，战国秦汉时期临淄地区地下水位的改变，为汉代“深挖墓”的做法提供了必要条件；此外，墓葬结构、随葬品的模式化，提示了临淄地区汉代丧葬活动存在商业化、职业化的趋向。

会议最后，白云翔在发言中指出，与会学者们不仅关注墓葬的年代分期等传统考古问题，更提出了观察战国秦汉时期丧葬制度演变的新视角，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临淄地区甚至整个山东地区战国秦汉墓葬的发掘与研究。

临淄区文物局副局长吉光昌、科长陈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郎剑锋等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