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历史文化学院顾銮斋教授撰写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和屈宁副教授撰写的《再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嬗变》在《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同时发表。

顾銮斋教授在《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一文中指出，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需要突破“西方中心论”。而突破“西方中心论”，首先需要认识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基础，明晰“西方中心论”的入传历史，评估其存在的现状和突破的难度。    

文章指出，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都不单纯是理论问题，都与国家实力密不可分，因此应将两者与国家实力的关系问题纳入突破和建构的思考。而由于“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历史研究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与制约，体系建构应该在重新认识中西方历史的基础上进行。

关于“西方中心论”的评价，文章认为应秉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对它的基本体系必须予以否定、解构、突破，直至颠覆；同时，要肯定那些合理的、积极的、有价值的部分，将它们作为学术资源予以吸纳或利用，以助力我们的话语体系建构。

屈宁副教授《再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嬗变》一文主要从经史关系、史学思维和历史认识论三个方面，对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嬗变问题，作了集中探讨。

文章指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嬗变，主要表现为对空疏、教条化理学的一大反动。具体地说，在经史观上，从经先史后转向经史并重，史学之独立性大为增强；在史学逻辑和方法上，从以道统事、理在事外转向因事见道、借事言理，从重历史书法转向重历史事实，并随着对“事”之考证的深入，进而表现出对历史文本本身的关注；在历史认识上，从凿空生义转向知人论世。

文章认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嬗变，根植于理学衰颓的学风背景下，是史学走出理学时代的缩影，不仅对乾嘉史学影响深远，奠定了此后“经体史用”、“六经皆史”、“论古必恕”等学说的思想基础，而且孕育着近代史学的元素。无论是史学专门化的研究趋向，还是历史文本分析过程中所流露出的朦胧的史学史意识，还是历史主义的认识论，都为近代史家所张大。

近年来，围绕“西方中心论”的认识和评判以及中国特色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构建等问题，顾銮斋教授已提出很多思考和见解，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并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屈宁副教授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宋元明清卷）一书的基础上，从史学思想层面，以理学与史学的关系为线索，对传统史学的嬗变和近代转型问题，又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思考，这对认识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逻辑和演进理路，以及与“新史学”之间的学术联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