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孔勇在《光明日报》（2020年06月27日 07版）发表《清代阙里孔庙祭祀的双重特性》一文。文章指出清代阙里孔庙作为孔氏家祭和和国家祭祀的汇聚之区，已经超越了家庙的单一功能，兼具官、私双重特性，其祭祀历史成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线索。从阙里孔庙的规模和建制，到衍圣公身份的转换均可以反映出官祭与私祭并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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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勇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7日 07版）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儒家学说成为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此后，孔子地位逐渐抬升，祭孔仪典日益完备，祭祀孔子被列入国家祭祀的重要一环，展现出鲜明的官方性格。然而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孔子作为孔氏家族的始祖，在其逝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祭孔只限于家祭层面，范围相对有限，仪制亦较疏略，远不能与后世同日而语。祭孔的这种官、私双重特性，贯穿于孔子诞生地——“阙里”孔庙的祭孔仪典和实践之中，形成了中国古代礼制史上的一个特殊案例。

通常所说的孔庙，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京师孔庙、地方文庙和孔氏家庙。前两者遵从庙学一体的原则，分别与京师太学和地方府、州、县学并置而建，承载了官方宣扬统治意识和基层教化等功能。就孔氏家庙而言，一般专指曲阜阙里孔庙和衢州南宗孔氏家庙，其他流寓各地的孔氏支派宗祠不包括在内。

阙里孔庙的原初形态，本为孔子逝后，子孙后代因宅立庙，祗奉先祖之所。但随着历代不断加恩彰显，孔庙规制和祭孔祀典逐次完备，历史上曾有数位帝王临谒阙里，遣官祭孔亦成常态，使得阙里孔庙超越了作为家庙的单一功能，而兼具官、私两重意义。由此便不难理解，阙里祭孔的仪式也非其他地方可比。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上丁，按察使司佥事任塾致祭阙里孔庙，事后作碑记道：“惟我夫子，则每岁春、秋二仲，自京师太学，以逮天下郡邑之庠序，声教所通，无不崇祀。而在阙里之庙，则我夫子钟灵之地，车服礼器在焉。每岁制为四祭……视他郡国更为严重。”（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

上引论述，均反映出阙里孔庙的独特性：既带有坐落孔子故里的光环，也在于它是孔氏家祭和国家祭祀的汇聚之区，所谓“阙里实道化之攸始，庙庭耸天下之具瞻，报祀孔殷，礼乐夙备”（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三十九）。在漫长的孔子祭祀历史上，从皇帝到官僚，从文人儒生到孔氏后裔，各类不同身份的人群，带着各自的用意和诉求，纷纷进入阙里孔庙，拜孔、祭孔，使之成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条重要线索。

皇帝亲祭阙里孔庙，乃是官方祭孔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计有西汉高帝，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圣祖康熙帝、高宗乾隆帝等多位皇帝亲自前往阙里祭孔。有清一代，康熙、乾隆二帝先后多次亲祭阙里孔庙，仪制之重，频次之密，均为其他朝代所不及。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圣祖在南巡回銮途中，驻跸曲阜，亲自祭孔，出发点即是：“阙里为圣人之域，秉礼之邦，朕临幸鲁地，致祭先师，正以阐扬文教，振起儒风。”（《康熙起居注》第二册）为此，康熙帝把原拟定的“二跪九叩”礼改为“三跪九叩”礼，辅以封赏孔氏后裔、赐留曲柄黄盖等一系列举措，昭示出对此次亲祭阙里孔庙的格外重视。乾隆一朝，高宗先后八次亲临阙里祭孔，为历史之最。

除了清帝亲至阙里孔庙祭孔，清廷还频频遣官致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遣祭”或曰“祭告”。以康乾时期为例，比较重要的几次遣祭活动如：康熙三十二年，阙里孔庙修葺告成，遣皇子往祭，行礼杏坛。雍正二年（1724），阙里孔庙遭雷击毁，遣官至曲阜祭慰，敕大臣重建，八年庙成时特诏皇五子往祭。（赵尔巽：《清史稿》卷八十四）乾隆一朝，遣祭阙里孔庙之举更为频繁，尤其在平准、平回、平两金川等武事相继告捷，奠定“大一统”版图的过程中，均能看到清廷频频遣祭阙里，竖石立碑，贯注了文治与武功并重、内地与边疆一体的深刻意蕴。

今日所见阙里孔庙的规模和建制，大致最后定型于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前后共九进院落，主要建筑包括：五殿（大成殿、寝殿、圣迹殿、启圣殿、启圣寝殿）、一阁（奎文阁）、一祠（崇圣祠）、两庑（东庑和西庑）、一坛（杏坛）、两堂（诗礼堂和金丝堂）、十三碑亭、五十三座门坊等。大成殿供奉的孔子，无论皇帝亲祭抑或遣官致祭，均是官方祭孔时最重要的对象。其他如启圣祠（祀孔子之父叔梁纥）、崇圣祠（祀孔子五代先祖）、两庑（供奉历代从祀的先贤先儒）等，则多由官员分献，亦是阙里祭孔仪典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上述建筑，处处透漏出阙里孔庙作为官方祭祀空间的鲜明特点。例如，大成殿用九间极数建制，覆以黄瓦，孔子亦以天子冕服加身，俨若帝王之尊；包括孔子父母在内的先世五代，都被加封王爵。但在孔庙的东路，另有多处建筑，承载着与官方祭孔不一样的功能，最为特殊者便是孔氏家庙。

阙里孔庙内的孔氏家庙，奉祀对象历代不尽相同。明成化十九年（1483）重修阙里孔庙的资料显示：“（奎文阁）其左为家庙：正门一间，南向；正庙五间，中以先圣为始祖，左、右二祧庙则二世、三世也。二昭二穆，东西向，则宗子之高、曾、祖、父也，俱考妣一龛，如《家礼》制。”（徐振贵、孔祥林编注：《孔尚任新阙里志校注》卷四）明末孔子第六十五世孙、衍圣公孔胤植增修的《阙里志》则记载，位于孔庙之东偏的五间家庙，“祀先圣、二世、三世及中兴祖，俱考妣一椟，如《家礼》制，孔氏子孙私祠也”（陈镐撰、孔胤植等增补：《阙里志》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6册）。“私祠”二字，折射出阙里孔庙隐秘性的一面。也应是在此期间，对孔氏宗子衍圣公高、曾、祖、祢的奉祀，移至孔府内完成。阙里孔庙内的家庙，则专奉始祖孔子、二世祖孔鲤、三世祖孔伋和中兴祖孔仁玉。乾隆时期孔继汾在《阙里文献考》中称，“阙里乃孔氏之家庙，有异于国学及天下郡县者也”（陈镐撰、孔胤植等增补：《阙里志》卷十四），针对的即是阙里孔庙内的孔氏家庙。

区分阙里祭孔是官祭还是私祭的最显见标准，在于献祭者以何种身份，前往孔庙各祠殿祭祀。这一点，我们可以衍圣公的身份转换为例来进行说明。作为孔子嫡系后代，衍圣公既是孔氏宗子，也是官方加封的公爵，所以不仅要代表孔氏阖族祭祀作为先祖的孔子，还要奉祀被王朝封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因此，衍圣公在阙里孔庙内的祭祀活动，涵盖了官、私两种特点。此间差别，在祭孔所书祝文中有着明确反映，如孔继汾所记：“家庙时祭，与大成殿、崇圣祠释奠不同。大成殿主祀至圣先师，故祝文云：‘配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崇圣祠亦然。家庙四时祫祭，自宜云：‘几十几代孙、袭封衍圣公某，敢致祭于始祖考至圣先师文宣王，始祖妣至圣先师文宣王亓官夫人；二世祖考泗水侯，二世祖妣泗水侯夫人；三世祖考述圣沂国公，三世祖妣述圣沂国公夫人。四十三世祖考文宣公，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元配裴夫人，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继配李夫人。’”（《劻仪纠谬集·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辑第8册）庙祭祝文中对先祖称谓的差异，反映出在不同的祭祀空间内，被祭对象的身份有其特定内涵，祭祀呈现的意义自也全然有别。

在整个清代，奉祀孔子是衍圣公最重要的职责，一年之中可达五六十次之多，包括：春、夏、秋、冬四仲月上丁祭，孔子诞辰祭（八月二十七日），忌日祭（二月十八日），每月朔祭（初一日）、望祭（十五日），八小祭（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除夕、六月初一日和十月初一日），二十四节气祭等。这些祭祀活动，分布于阙里孔庙、衍圣公府等不同的空间。即便在阙里孔庙之内，又往往与皇帝亲祭、遣官致祭等活动互有交叉，呈现出官祭与私祭并存的特点。所以，清代就有学者形容阙里孔庙内的祭祀活动是：“大成释奠，朝廷之命祀也；家庙时荐，子孙之私享也。”（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九）

阙里孔庙祭祀展现出的官祭与私祭双重特性，是其有别于京师孔庙和各地文庙的显著特征。从官祭层面而言，无论皇帝亲祭阙里，还是遣官致祭，重点在于彰显王朝崇儒重道的治国理念，以期维护封建统治。对孔氏嫡裔衍圣公来说，祭孔本属奉祀先祖的家祭范畴，所以要在阙里孔庙内的孔氏家庙这一私密空间完成。不同的环境下，同为被祭对象的孔子之称谓亦有差异，既是“大成至圣先师”，又是孔氏“始祖”。但官祭与私祭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互相隔绝，兼具孔氏宗子与王朝赐封公爵两种身份的衍圣公，便经常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祭孔仪典中转换角色。